吴瑞君 吴潇 薛琪薪丨跨国移民的社会空间机制及移民治理启示——以浙江义乌的外国移民为考察对象

国家与社会治理

跨国移民的社会空间机制

及移民治理启示

——以浙江义乌的外国移民为考察对象

文 / 吴瑞君  吴潇  薛琪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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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义乌国际化社会空间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并将其与广州黑人聚居区进行对比，发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义乌跨国移民在通过贸易链维持并发展跨国联系的同时，也建构着其在义乌的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快速城镇化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在义乌集聚，外籍人口与当地居民、外来人口共生的经济生态圈，催生了众多以融合和混居为特点的国际化居住空间，形成了族裔融合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制度、资本和“草根”力量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生产的“义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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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义乌；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移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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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瑞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目录

一 问 题 的 提 出

二 义乌模式的国际化社会空间

三 义乌国际化社会空间的形成机制

四 结 论 与 启 示

一 问 题 的 提 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围绕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新型经验研究。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在资本、权力、技术的控制下由特定的社会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品。布迪厄则认为，空间是“关系的系统”，行动者通过占据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等资源来获得在空间中的位置。芝加哥学派进一步讨论了居住隔离，认为城市空间的分布反映了不同阶层和不同种族在城市中的隔离。全球化的兴起，推动了不同族裔之间的居住隔离成为一种全世界的普遍存在，进而产生“全球社区”。在这一全球社区中，不同族群人群之间的持续互动，推动了群体之间的了解，缓解了居住隔离的情况。

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越来越多外国人涌入我国，渗透至各个城市空间，并通过族裔聚居的形式塑造着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景观。根据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目前我国境内的外籍人士已达84.57万人。北京朝阳区麦子店国际社区，广州小北、三元里等非洲黑人聚居区，上海浦东花木碧云国际社区、义乌“联合国”社区等“跨国移民区”相继出现。学者们通过对广州不同来源国外籍人口聚居区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广州黑人社区既存在社会空间的被动隔离，也存在主动的聚居；日韩移民的居住分布则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情况。学界关于义乌跨国移民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相关研究讨论了义乌移民人口的社会融合，移民群体的长住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及宗教因素在义乌穆斯林移民社区中的重要作用。Olivier Pliez指出，义乌在跨国贸易中的地位已经成为其市场全球化的基础。海外华商往来于义乌和移居国之间，开创了连接两地社会的跨国空间。

综合上述研究，国内外关于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讨论，为本文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基于义乌发展跨国贸易和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性，跨国移民社会空间视角的研究亟待加强，国际移民与流动人口结合的研究更是缺乏。2017年到2019年期间，课题组多次到义乌调研，与义乌市公安部门、出入境管理局、义乌市侨办等相关部门进行座谈，并通过熟人介绍、滚雪球、偶遇等不同方式对26位在义乌的外国人进行了半结构访谈。本文基于实地调研，通过社区观察和半结构访谈，收集第一手调查资料，从全球化与城镇化结合视角，总结义乌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生产的主要特征，揭示其形成机制，探讨相关问题，以期从中引出有益的启示，对促进国际化的社会融合有所裨益。

二 义乌模式的国际化社会空间

(一) 国际化的商贸人口集聚

浙江义乌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及出口中心。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义乌全市常住人口185.94万人，其中外省市常住人口88.02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47.34%。经过40多年的发展，义乌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和制造中心，当前义乌的外籍人口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外籍人口流入时间长、数量多。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到义乌经商的外国人多达56万人次，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名外商常驻义乌（非疫情形势下）。二是移民结构较为复杂，这些外籍人士来源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不少属于穆斯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穆斯林外商占据七成以上。三是在义乌的外籍人口主要从事商贸和相关服务行业，有部分被聘的学校专家和老师，还有数百名留学生。外籍商人中八成以上开设小型企业，主要从事进出口外贸。很多外商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移民”，他们大多拥有多国迁移的生活经验，同时，经济效益是外商来到义乌的主要原因，每一个商人都追求赢利，从而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四是，外籍移民流动性大，跨国移民比重高。据统计，每年到此采购的外商超过50万人次。我们其中的一个田野调查点义乌国际商贸城，是外商和中国商人互动最频繁的场域之一，它坐落于繁华的稠州路，是一个国际化的商品贸易市场。这里的外籍商人主要有三大群体，即外贸公司老板、外贸公司职员及“国际倒爷”。由于他们频繁地往来各个国家和地区，因此流动性极大。

(二) 国际化的居住空间格局

从义乌外国人的居住分布来看，根据义乌市出入境管理局提供的资料，一些亚洲国家的移民已经形成初步的聚居空间。如伊拉克移民集中于西北的后宅街道一带，印度移民集中在市北地区，韩国移民则聚居在市东的江东街道附近。总体来说，外国移民一般是直接向中国房东租房，并携带房屋租赁合同和身份证件到派出所登记，居住于当地社区。他们一般和中国居民混居，没有出现纯粹的外国移民小区，故不存在严格的族群隔离情况。从居住空间的类型分布来看，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多族群大杂居、小聚居的国际社区。外国移民主要居住在鸡鸣山社区、五爱、东洲等社区，其中鸡鸣山社区成立较早，一度居住了58个国家的1115名外国人士，被当地人称为“联合国社区”。二是中西混居、商住兼具的“跨国商贩”社区。我们在永胜小区和前成小区开展了田野观察，两个小区的楼房主要为四层半，业主大都是旧村改造的村民，除了部分自住，其他大多租给了外国人居住。四层半的楼房结构，一方面满足了传统的居住功能，另一方面还承载着实体市场的功能，可以分别设置为贸易办公空间、仓储物流空间、工厂生产空间和社区商业空间等。所以，这些社区被外国移民选中，成为外贸公司、托运站以及物品仓库的主要所在地，据不完全统计，每个小区内有外商外贸公司六七十家。外商大都办理了贸易签证，时间从20天到三个月不等。通常情况下，有居留许可的客商会携家眷长住，并经常在所在国与侨居地之间跨国流动。目前永胜小区居住的外国人有500人左右，以非洲和中东人为主。

(三) 国际化的经济生态圈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口来到义乌工作、生活，形成了本地居民、外地居民和外籍族裔三者之间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本地居民将房屋租给外籍人口，年租金在2−6万之间。随着外籍人口的增加，一些具有该族群特色的系列服务业兴起，当地的社会空间受到重塑，并逐渐形成外籍族群特色的经济主体不断聚集的生态系统，并以外籍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这一过程冲击了原有的以外省市人口为主体的服务行业，并导致外籍人口与外省市人口之间的竞争关系加剧。另一方面，这一新的多元化经济系统在满足各类人群生活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本地居民、外籍人口、外省市人口之间的了解与互动，从而形成图1所示的经济关系网络。

图 1   本地居民、外地居民和外籍族裔之间的经济关系网络

空间生产的过程，本身就是权力、资本、阶级与空间景观相互交织的过程。空间生产有着不同的形式，既有着资本和政府相结合的“强空间生产”，也有着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弱空间生产”。调查发现，随着韩国外商和我国东北朝鲜族同胞在江东街道的不断集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服务于外国族群的经济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提供日常生活方面的各类商品和服务，形成了韩国一条街的弱空间生产类型。而鸡鸣山国际社区、异国风情街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力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属于强空间生产类型。鸡鸣山国际社区在2003年开始兴建，2010年之前，位于宾王商贸区上的异国风情街还只有两三家阿拉伯餐厅，为了让众多外籍人士在义乌这座新国际移民城市中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义乌市经过充分调研，在宾王商贸区开辟了异国风情街，按照不同国家外商的饮食文化和宗教信仰划区，设置多元的饮食娱乐场所，满足各地外商的需求。

三 义乌国际化社会空间的形成机制

（一） 制度设置

对于当代移民问题的研究指出，移民之所以迁移，主要是受到制度、政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强政府背景下的社会运行中，通过制度设置与政策导向等手段来对移民过程施加影响极为必要。在广州的黑人聚居区主要是由“草根”人群自下而上的汇聚而成，而义乌的外国人聚居街区则是在政府部门的引导和规划之下形成。如义乌市政府规划的异国风情街，极大地满足了外商群体在义乌的日常生活，成为了外商在义乌饮食和娱乐的日常生活空间。与之对比，在广州却有非洲人抱怨中国不给他们建设“非洲街”的机会。随着黑人非法居留问题和群体聚集事件日益凸显，2013年开始广州逐步收紧了外国人管理政策，加大了公安部门的执法力度，加强了对“三非”人群的惩处。

而在义乌的鸡鸣山社区，基层部门积极开展外商人群的本地融入工作，积极改革对涉外社区的服务管理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在社区内设置境外人员管理服务办公室和社工服务中心，积极引导外商人群参与到社区工作中来。相关研究发现，外籍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混居模式有利于社会融合，一些移民国家就经常采用这种不同族群的混居安置模式。国外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大城市内的多元混居模式有利于降低失业率，促进社会稳定。美国、荷兰、德国等国家都采取了公共住房的混居模式，新加坡更是直接规定了每栋楼宇的族群比例，具体标准是参照该国人口中不同族群的人口占比。而义乌的外国人混居空间，则是在政府规划和外商自身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政府部门在促进社会稳定，引导外商群体社会融入的政策指导下，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抑制极端的族群社会区隔，与广州的黑人聚居区内各类社区功能完备的显性族群区隔形成了对比。

（二）社会资本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各项资本的核心，并首先从空间分析的过程来研究社会资本。外国人来到中国后，原有的社会资本发生巨大的变化，脱离了原有的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到了新环境后，义乌的外商群体积极适应和融入新的空间环境，从而重构其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三重关系网络。第一重是原生家庭关系组成的内圈社会网络，以亲人之间的情感为纽带；第二重是基于友情的朋友和商业伙伴的中圈社会网络，以友情和利益为纽带；第三重是纯粹的商业伙伴构成的外圈社会网络，只以商业利益为纽带。

在第一重的内圈社会网络，调查发现，义乌的外商群体家庭化迁移的比例不断上升。很多外商到义乌之前，就有家庭成员先行在义乌发展。这些已经融入义乌当地生活的亲人，为后来者们提供了物质和情感等多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能较快地融入义乌的本地生活，并建立和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

在第二重的中圈社会网络，由于外籍人口在义乌主要从事外贸商品进出口工作，时间久了，朋友的朋友就成为新的朋友和商业伙伴，从而产生友情和利益相纠缠的情况。在这一中圈社会网络中，他们确立了两种朋友关系：一种是同族群内部的族群经济网络下的朋友关系，同族群内部共享各项资源，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另一种是跨族群的朋友兼商业伙伴，在长期的经济往来和社会互动中，他们也发展了一些跨族群的伙伴关系，从而支持自己在义乌的进一步发展。

在第三重的外圈社会网络，则是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形成的纯粹商业关系。双方在商业关系之外，较少开展社会互动和交际往来。

比较而言，义乌外籍人口的社会网络从族裔内部延伸到族裔外部，而广州黑人聚居区的非洲人社会关系网络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族裔网络。他们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族群文化，社会地位和属性相近，形成了稳固的关系网络。由于广州黑人聚居区的同质性、排外性，形成了高度封闭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这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增强聚居区内的认同和团结，但这种强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质量较差，不利于他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流动，封闭的社会关系网络减少聚居区黑人与外界其他人的接触机会，为黑人聚居区和外界建构起了一条明显的边界，并通过聚居区内部单一的关系和稳定的资本不断加强其边界，从而形成了高度隔离的聚居区。相比于广州黑人聚居区的封闭性和隔离性，义乌的外国人不仅在族裔内部发展着强关系网络，更与中国人建立了良好的朋友或商业关系，使得义乌外国人的社会空间表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他们融入当地社会。

（三）个体态度

对广州的黑人集中社区的研究发现，社区内黑人居民的增加会促使本地居民外迁，黑人居民的比例继续增加，从而产生具有较高空间隔离度的黑人聚居社区。部分黑人出现的沟通困难、损坏物品、拖欠租金等问题，导致本地居民对黑人移民的不信任感和负面印象不断加剧。本地居民则通过提高黑人租房租金，或者拒绝出租给黑人移民来阻挡黑人进入本地社区。部分广州黑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个体态度冲突，成为他们无法实现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义乌的情况则完全相反，由于义乌的本地居民也主要从事商贸服务业，在海内外拓展了很多外国商业伙伴，所以他们对外籍人口更为包容和开放，更容易接纳他们。同时，义乌市的政府部门在对外籍人口的管控方面严把事前控制环节，禁止“外籍劳工”输入，严格控制“三非”人群。通过合法手续进入义乌的外籍人口，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人力素质和经济资源方面远高于广州的黑人群体。

四 结 论 与 启 示

（一） 国际性社会空间生产：国际性的商贸人口集聚、居住空间与经济生态圈

义乌与广州同样存在国际性的商贸人口集聚，同样形成了以外籍族裔为主体的族群聚居空间和经济生态圈。但总体来看，在居住空间上，义乌的外国人与中国居民并不是隔离的，而是与中国居民混居，“渗入”当地社区；广州的黑人则更多地表现为主动聚居和被动隔离。义乌本地居民、外地居民和外籍族裔三者之间存在着基于小商品市场的更加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而广州这个特大城市的经济贸易与黑人从事的小额商品贸易之间只有很小的关联度。义乌已经形成了中外居民相互融合的经济生态圈，而广州黑人的经济生态圈则相对闭塞。

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过程，同时也是国际性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义乌外国人社会空间尤其是其居住融合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外籍人口与义乌本地社会良性互动和逐渐融合的过程。外籍人口以商贸交易的目的来到义乌，通过在当地重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以国际商贸城为中心的市场和以异国风情街、韩国街等为主的服务行业聚集地，与当地居民共同塑造了“居住（居住空间融合）－经济（经济生态圈）”社会空间模式。居住空间的融合是深入社会融合的重要一步，虽然在外籍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居住融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文化心理、社会认同等方面的社会隔离，但这一居住空间融合与经济系统的连接本身，就意味着全球化迁移背景下不同族群人口融合的新趋势，有利于促进不同族群良性交往与互动的新局面。

值得思考的是，广州黑人目前的主动集聚与被动隔离，是否完全不利于实现社会融合？相关研究认为，广州黑人主要是以“漂泊者”的身份从事跨国商品流动，主动集聚与被动隔离相交织，导致了本地居民与黑人移民之间的裂痕。笔者认为，跨国移民融入移入当地社会，是一个双向认同、互相磨合的渐进过程。实现社会融合首先要避免社会冲突，适当的区隔有利于避免冲突，因此也可能成为逐渐实现社会融合的第一步。

（二）国际性社会空间的形成机制：制度设置、社会资本与个体态度的多重因素影响

义乌外国人的社会空间生产是全球化进程的地方再现，这既是义乌本身的经济背景所决定的，也是由制度、资本、“草根”力量所共同作用的。在跨国移民和迁入地政府、社区、居民的互动和商议下，形成了特定的经济文化情境下的国际性社会空间。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促进了社会认同的再生产，构建了良好的新型社会网络，也维系了跨族群的友好往来关系。

制度设置和政策引导在义乌国际化社会空间生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与义乌的市场化、城镇化发展进程有很大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商人成为最早进入义乌的跨国移民，义乌在改革开放之初由贫困落后的农业县发展为现在经济发达的县级市，可以说，义乌的国际性社会空间生产与义乌的市场化、城镇化过程同步发展。政府在城市社区的规划建设中，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根据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需要，打造国际性社会空间的新格局，引导外籍人口、外省市人口与本地居民和睦相处。相比之下，非洲人进入广州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唐朝，到了近代，中国改革开放，更多非洲人来到广州，但在此之前非洲人在广州已经形成稳固的社会网络，从而形成聚居区。因此，在已经形成黑人聚居区的广州，即使它已经是特大城市，比起义乌，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却没有那么明显。

从社会空间生产的社会资本形成机制来看，与广州黑人聚居区的非洲人社会关系网络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族裔内部关系不同，义乌外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从族裔内部延伸到外部的社会空间。与此相联系，从个体态度方面来看，义乌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也显得更加相互认同、包容。政府的作用与社会资本、个体态度相辅相成。笔者认为，义乌国际性的社会空间融合度显然高于广州的黑人集聚区，政府对跨国移民的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地方政府之间在政策引导上存在着趋向于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的差别。

（三） 挑战与机遇并存：在华跨国移民治理的启示

空间分散和空间融合已经成为很多西方国家衡量社会融合的重要标准，并成为通过淡化居住区隔来推动社会融合的制度安排的思想来源。新加坡政府施行的组屋比例居住政策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施行每栋公有楼宇的跨族群按比例混居模式，促进了新加坡各个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义乌外国人居住空间的分散和融合，说明了政府引导和管治对促进外籍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性。

义乌的外籍人口在构建自己的社会生活空间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当地的街区景观，在当地的聚居社区打上自身族群经济的文化烙印。义乌的外籍人口管理部门形成了“出入有境，服务无境”的工作宗旨，创新了一条义乌特色的外籍人口管理服务的工作路径。义乌市在外籍人口服务方面确立了无差别的统一管理模式，开展“精细化”的出入境管理服务，并创新设立了社区内部的“以外调外”的外籍人口调停工作模式。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义乌市整合义乌外事办、卫生、社会组织等各类资源，积极开展外籍人口的防疫工作，取得了良好的防疫效果。特别是作为外籍人口聚居的典型社区之一的鸡鸣山社区，协调多方力量，组织了“联合国防疫支援服务队”为外籍人员提供防疫服务，得到了媒体的大力赞赏。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移民的大量增加不断重塑着迁入地的城市空间和街区风貌，利益诉求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化导致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事实上，不论混合居住还是隔离居住，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都会产生不同尺度的空间利益碰撞和摩擦。广州黑人聚居区已经成型，这种居住隔离引起的社会问题当然不可忽视。但是，这种区隔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有助于避免“零距离”接触的混合居住可能引发的更多社会冲突，并且有利于加强集中治理。这种情况下，对于政府来说，就应当推动相应的社区内外的组织发挥作用，打破隔阂，帮助外籍人口完成区隔—适应—融合的过程。帮助外籍人口适应社会、促进本土居民与外籍人口的相互认同，逐步实现集中与分散相互结合良性互动的居住模式，不断提高国际性的社会融合度。

本文以义乌的跨国移民为观察对象，深入分析了这一群体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剖析了跨国移民的空间生产机制与逻辑。一方面，本研究丰富了社会空间理论在移民治理情境中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关注了学界较少涉及的义乌跨国移民群体，较为全面地描绘了这一群体的经贸活动、生活经历等社会生活图景；另一方面，本研究探索了义乌跨国移民的社会空间生产机制，揭示了权力、资本和技术在移民社会空间生产中的作用。但是，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方法论上面存在一些限制，由于不少研究对象来自母语非英语的国家，调研过程中需要多重转译，对访谈质量造成了一定影响。虽然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及访谈结束后多次和对方就访谈记录进行了确认，以减少语言问题产生的偏差，但对于对方文化情境的不熟悉仍然可能造成理解上的“错位”。二是研究田野区域的限制，本研究只选择了义乌作为田野地点，由于义乌本身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节点城市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具有其特殊性，单独研究这一国际性融合城市有其必要性，但如果能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移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则更能对国际化移民社区的分散与融合交织的居住空间过程及形成机制进行深入探索。

在研究展望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对义乌跨国移民的社会空间过程和生产逻辑进行了描绘。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和移民管理部门进行合作获得跨国移民的微观人口数据，借助ARCGIS等空间分析软件来进行进一步分析。还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来深入了解跨国移民的基本信息、生活状况、社会融入等问题，获得更多的客观信息与主观数据。此外，积极开展我国国内不同城市之间的移民社区的比较研究，以及与国外移民城市进行对比，探索跨国移民在不同的城市社区中进行社会空间生产的共性与个性，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跨国移民空间生产的逻辑，也将有助于城市管理部门的移民治理工作形成更加科学、合理与高效的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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